中投投資失利 外管局出招
2007年全球資本市場的一項新變化是，人們已經接受了中國成為一個超級買家的現(xiàn)實。作為國家主權基金的中投公司和多家中國企業(yè)在一年內完成了多筆海外收購，交易的規(guī)模和頻率都前所未有。在全球信貸危機讓眾多全球頂級企業(yè)面臨資金短缺的情況下，中國再進行此類交易，本不應該引起人們過多驚奇。
因此，當4月份全球第四大石油公司法國道達爾公司承認，一家中國國家所有的投資機構在市場上以20億美元購買了其1.6%股權，人們起先很容易猜測這是中投或者某家中國能源企業(yè)再度出手。緊接著，英國石油公司（BP）發(fā)言人也在4月16日表示，來自中國的投資機構收購了其1%股權，價值24.5億美元。
奇怪的是，隨后人們并沒有看到中投或者某家熟悉的中國企業(yè)的名字，直到目前BP和道達爾都沒有正式確認這家神秘中國國有投資機構的名稱。外界能夠看到的只是這家公司投資手法隱蔽—選擇購入1%左右的股份，既不會明顯影響目標公司的股價，增加收購成本，也不會觸發(fā)任何強制披露的要求，從而使收購橫生枝節(jié)。
不過，有關神秘買家的蛛絲馬跡還是被發(fā)現(xiàn)，接近道達爾和BP的市場人士表示，是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在香港的子公司發(fā)起了上述交易。與高調亮相的中投不同，這家叫做華安投資的公司幾乎從不見諸媒體，全資擁有它的外管局甚至否認其存在，但市場知情人士稱，華安已經是摩根士丹利在香港的重要客戶，并頻繁地進行重大交易。2008年1月，四家最大的澳大利亞銀行中的三家—澳新銀行、聯(lián)邦銀行和國民銀行少數(shù)股權被收購，外界推測是華安所為，但華安否認參與這些投資，并稱自己與中國外管局毫無關系。
但《環(huán)球企業(yè)家》記者在香港企業(yè)登記處查詢到的資料顯示，華安投資成立于香港回歸的1997年，為外管局全資所有。
因此，收購BP和道達爾股權的交易，比交易本身更耐人尋味的是交易背后的邏輯，在已經成立采取市場化運作、專職進行投資的中投公司之后，為什么印象中應該是行政管理部門的外管局卻通過子公司近期頻頻出手？
知情人士稱，“到目前為止，外管局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一直負責運營外管局的賬戶，并基本照搬北京總部的投資組合，但隨著香港分部采取更冒險的措施來管理外匯儲備，看來情況正在發(fā)生變化”。
這種變化或許與中投投資業(yè)績不如人意有關，2007年中投30億美元入股黑石，至今已形成了40%左右的浮虧，這雖然與入股后金融市場的動蕩有關，但有人指出中投入股的時機以及協(xié)議細節(jié)都有改進的余地。中投在后來入股摩根士丹利時，選擇了可轉股并在轉股前 享受固定收益，從而部分規(guī)避了投資風險，也從側面證明更佳投資方案存在的可能性。
開局不利，一些人對中投產生非議，認為很多情況下中投是依靠關系網(wǎng)投資，運作不透明，內部也缺乏問責。
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促使管理層尋找一種投資樣式的備選，新加坡同時擁有兩家主權投 資基金——淡馬錫控股(Temasek Holdings)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前者的運作模式更加市場化。
中國銀行全球金融市場部高級分析師譚雅玲對《環(huán)球企業(yè)家》表示，相對中投而言，外管局始終面對國際市場，經驗更豐富，市場水平更高。
華安的邏輯
在投資海外市場方面，對中投高度關注而對位于北京西三環(huán)華融大廈的國家外管局相對忽略的觀察者，可能忘記了在中國外匯儲備的使用上，更多財政部背景的中投和央行下屬的外管局之間本來就存在著一定的競爭關系。
由財政部發(fā)行特別國債，購買國家外匯儲備成立的中投，其2000億美元的注冊資本中670億美元用于收購中央?yún)R金公司。在此之前，匯金一直為央行主導，運用國家外匯儲備對多家國有銀行進行注資，推動這些銀行改制。匯金歸屬中投，也意味著央行和外管局減少了一個對外匯儲備進行積極運用的平臺。獨立研究公司龍洲經訊（Dragonomics）董事總經理葛藝豪認為，“可能的情況是，在被迫向中投讓出匯金控制權后，外管局與央行現(xiàn)正在向當局游說，希望能自主進行其他投資”。
事實上，在對3月份已經突破1.68萬億美元的中國外匯儲備的使用方面，外管局的資歷比中投要深得多。由于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的目標次序，多年來負責中國外匯儲備管理的外管局將外匯儲備主要用于購買美國國債等固定收益產品，但由于美國減息和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投資美國國債的收益已大為縮窄。提高中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率是中投成立的初始原因，但市場人士指出，外管局本身也在作類似努力，可能將極少部分外匯儲備用于投資固定收益產品以外的領域。知情人士稱，10億美元級別的交易，對外管局已是家常便飯。
華安投資或許是外管局此種努力的最初嘗試，根據(jù)其在香港的注冊資料，華安投資注冊資本1億港元，外管局持有該公司發(fā)行的1億股份中的9999.9999萬股，現(xiàn)任外管局局長胡曉煉持有剩余的1股。其董事包括外管局局長胡曉煉、前外管局副局長魏本華、外管局儲備管理司司長黃國波以及范曉梅四人。
從市場操作的角度看，這家公司更符合一家專業(yè)投資基金的標準。華安位于香港市中心，多年來卻猶如隱形，即使在聯(lián)系廣泛的金融界，除了和華安有直接業(yè)務往來者，少有人知。而其交易風格則隱秘、果斷，上述被華安收購少數(shù)股權的一家澳大利亞銀行在其內部報告中稱，為了不引發(fā)目標公司股價暴漲，華安的投資決策在收購兩個月前作出，并在幾周內就完成交易。
對此次收購BP股份，中國能源問題專家、曾在BP工作多年的安德魯·斯皮德認為同樣是選擇了恰當?shù)耐顿Y時機。“BP正在度過最艱難的時刻，股價相對較低。”他對《環(huán)球企業(yè)家》表示。
而將對華安的想象推向極致，即中國在中投之外，將成立第二家由外管局主導的主權財富基金。這樣的做法并非沒有先例，新加坡在成立政府投資公司后，由于其業(yè)績不如預期，建立了更加符合市場化管理和運作模式的淡馬錫控股。根據(jù)統(tǒng)計政府投資公司年回報率為9.5%，而淡馬錫控股為18%。
對中國政府而言，如果同時擁有兩套破解外匯收益難題的方案，解決問題的靈活性能夠提高，而試錯的風險則會降低。事實上，在西方國家對主權財富基金的本能恐懼中，頻頻曝光的中投的施展余地已經大大縮小。中投董事長樓繼偉不得不改變一直以來的低調，專程前往美國，向西方媒體強調中投的商業(yè)屬性，希望用誠意化解西方疑慮的堅冰。但從目前看來，任何中投參與的重大海外收購，都有可能引發(fā)政治風險，而使交易前景不明朗。
同樣，至少在目前，中投還沒有形成與國際接軌的內部治理，11名董事基本為財稅金融部門的政府高官，其中兩名獨立董事也是原財政部長劉仲藜和現(xiàn)任發(fā)改委副主任王春正。薪酬體系也照搬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標準，而與市場化的投資機構相去甚遠。缺乏足夠市場化金融人才和激勵機制，使目前階段的中投還只能處在學習階段。
相比之下，外管局屬下在國際市場經驗更豐富、更加隱蔽的子公司行動上會擁有相對大的自由度，在中投糾結于主權基金的爭論時，作為影子武士奇兵突出，或可收非常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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