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魯克：他喚醒了管理界

　　彼得·德魯克（1909-2005）喜歡人們叫他的名字彼得,厭煩人家稱他為博士、教授,對于稱他為什么大師更是厭惡之至。不過,在德魯克誕辰100周年之際,我們還是不能回避“現(xiàn)代管理學之父”這樣的稱謂。

　　“我的人生波瀾不驚,作家生涯平淡無奇,也許有幾本書還算有趣,值得一讀。不過我的人生實在沒有什么特別之處。”這是德魯克的謙遜,不過,如果把這和德魯克的另外一句話一起解讀,也許可以看出這位管理學之父對自己人生的最終評價—“管理得好的工廠,總是單調乏味,沒有任何激動人心的事件發(fā)生!”

　　彼得·德魯克（又譯杜拉克）在其70歲出版自傳《旁觀者》,德魯克之所以是德魯克的緣由些許得解,但“現(xiàn)代管理學之父”的光環(huán)絲毫未因此消退。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把德魯克請上神壇與那些歷史偉人們并列,盡管德魯克自己并不這樣認為—“我的人生波瀾不驚,作家生涯平淡無奇,也許有幾本書還算有趣,值得一讀。不過我的人生實在沒有什么特別之處。”

　　這種謙遜甚至是謙卑,不是德魯克的矯情,而是源自他內心深處的敬畏。因為,在我們仰望德魯克的時候,德魯克在仰望廣袤無垠的永恒星空。

　　獨特的人生參照系

　　1909年11月19日,彼得·費爾南德·德魯克出生于維也納,2005年11月11日,在美國加州克萊蒙特家中逝世。他95歲的生涯幾乎貫穿了整個20世紀:他經歷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也經歷了四五十年代的經濟復興;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也盡享二戰(zhàn)后的和平;他的小手曾經與精神分析學的創(chuàng)始人弗洛伊德輕輕相握,他也曾從美國總統(tǒng)布什手中接過“總統(tǒng)自由勛章”;他做過新聞記者,做過經濟學家,獲得過法學博士學位,在大學教授過哲學、政治學和管理學,擔任過多家著名企業(yè)的顧問,寫下了近四十本著作,打開了現(xiàn)代管理學的大門……

　　這樣的人生,在德魯克本人的眼中卻是“波瀾不驚”,因為,德魯克評價自己人生之時有著獨特的“參照系”。

　　德魯克少年時期曾經展露過超人的天才,他12歲就開始閱讀《奧地利經濟學家》,并在18歲時向這本當時最好的雜志投稿,并受邀參加該刊的編輯會議。但是,這些世人罕有的才華,在他的家族和家族好友之中卻算不上什么。

　　自17世紀以來,德魯克家族歷代從事圣經、講道及宗教書籍的印刷與出版。他的外祖父費迪南德·邦德親手創(chuàng)建了盎格魯·奧地利銀行。他的奶奶,一個“年輕時鋼琴彈得極好”的“老太婆”,其實是著名音樂家舒曼的妻子克拉拉·舒曼的學生。他的父親阿道夫·德魯克26歲時就擔任奧地利財政部長,同時還是國際律師和經濟學教授,而他的母親卡羅琳是精神分析學的創(chuàng)始人弗洛伊德的學生,他的姨丈漢斯是美國首屈一指的法學權威。至于德魯克的其他親戚,按照德魯克自己的話說是:“不知有多少叔叔、伯伯、表哥、堂弟等親友,把我團團圍住。他們都不是在維也納,就是在布拉格、瑞士、德國等大學任教的教授,也有在牛津和劍橋的;有教法律、經濟、醫(yī)學、化學、生物學的,甚至藝術史和音樂的都有。”

　　年輕時期的德魯克,最大的壓力就是成為大學教授,這種壓力一度讓德魯克準備放棄學業(yè)去經商,因為二流商人也可以賺很多錢,但是“進入學術界則不然,非得做一流的學者和研究人員不可”。

　　德魯克年輕時多次參加經濟學家凱恩斯的講座,而他與另外一位經濟學巨擘熊彼得關系更加親密—熊彼得是他父親的學生,而德魯克又是熊彼得的學生。晚年的德魯克得意于這段經歷,他曾經自豪地說:“我是目前世界僅存的曾從師于凱恩斯和熊彼特的人?！钡?向熊彼特和凱恩斯學習的結果就是:“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并不是當經濟學家的料?！?/p>

　　年輕時,德魯克曾經在一家大報擔任資深編輯,但是他并不認為自己得到那個職位是因為自己的才華,其實同樣的話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德魯克認為自己的人生平淡無奇—“我之所以能得到這個職位,并不是我的能力有多強,而是比我年長一代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了?！?/p>

　　管理學只是“副產品”

　　吉姆·科林斯在《基業(yè)長青》一書中寫道:“我們發(fā)現(xiàn),我們的研究和德魯克的著作深深契合。事實上,我們對德魯克的先見之明深為敬佩。研讀他的經典之作,像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實踐》和1964年出版的《成果管理》,你會深深嘆服他遙遙領先于今日管理思潮的程度?！睘槭裁吹卖斂四茏咴诠芾韺W的前面？因為,從根本上來說,德魯克研究的不是管理學。

　　盡管德魯克以“現(xiàn)代管理學之父”的稱號而聞名,但是幾乎看不到德魯克用管理學大師的名號自稱,在他賦予自己的“頭銜”之中,包括:教師、作家、咨詢業(yè)者等等,唯獨沒有管理學家。對于德魯克而言,管理學是工具,是技術,是他研究的問題的解答與實踐,但不是他研究的問題本身。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德魯克,懷有一種“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創(chuàng)造一個能運行的社會”。他觀察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所有的社會任務被交付給各種大型的組織……”那么,德魯克研究的問題在這種前提下就具體為“如何創(chuàng)造一個有效的組織或機構”。而對這個問題以及由其衍生出來的問題的解答,就構成了德魯克的管理學,或者可以說,管理學是德魯克研究的“副產品”。

　　正是如此,德魯克和其他的管理學家有了顯著的區(qū)別:如果說古典管理學派的泰羅試圖用科學實驗方法將管理提升到科學層次,法約爾用職能理論使管理具有了一般的意義,韋伯對普遍性原理的追求企圖將管理提高到理性層次,那么是德魯克通過對人類社會中管理作用的重新理解,—將管理提高到崇高層次。他喚醒了管理界,使人們認識到管理對于人本身生存和發(fā)展的重大價值和意義。

　　人本主義的管理學家

　　泰羅及其追隨者們認為管理學是一門科學,但是德魯克認為管理學是“從經濟學、心理學、數(shù)學、政治理論,歷史和哲學中汲取營養(yǎng)的學科,簡而言之,管理學是一門人文學科”。這正如德魯克自己坦承的:“從我寫第一本書開始至今,我所寫的一切無不強調人的多變、多元,以及獨特之處?！?/p>

　　德魯克的研究很少使用數(shù)學模型,這一點頗受詬病,也是他游離于主流管理學之外的主要原因。不過,這并非是因為德魯克不懂數(shù)學,而是德魯克發(fā)現(xiàn)在研究管理問題之時,數(shù)學難有用武之地。德魯克承認自己在20歲時寫過兩篇計量經濟學方面的文章,“精深”得令人難以忍受,他評價那兩篇文章:“錯得十分離譜,在數(shù)學應用方面無懈可擊,結論卻是愚蠢之至?！痹诘卖斂搜壑?管理的本質是在于對人的復雜性的高度關注,而人的行為和動機是無法模型化的,或者說將人模型化是對人的價值與尊嚴的降低。

　　事實上,德魯克管理學說的最大危機反而是來自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批評。

　　德魯克認為“有經理觀念的責任員工和自行管理的工廠是我最重要和最有創(chuàng)意的思想,也是我所做出的最大貢獻”。不過,馬斯洛認為德魯克在這個問題上過于理想化了,“他輕視了選擇合適的個體來實現(xiàn)他的管理原則的必要性;另一個是他忽視了邪惡的存在,病態(tài)的存在,還有一些人身上普遍的惡劣性的存在?！痹隈R斯洛看來,德魯克的管理原則“可能起作用的只是那些相對健康的人、相對堅強的人、相對優(yōu)雅和善良的人,有德行的人”。“如果我們有一些進化良好的人類能夠成長,并且很急切地要求成長,那么在這樣的地方,彼得·德魯克的管理原理就好像很不錯。這些原理是有用處的,可是,也只能在人類發(fā)展的頂層才有效。 ”

　　對于馬斯洛的批評,德魯克并沒有回復,但是在他的自傳《旁觀者》一書之中有一段為弗洛伊德辯護的話可以作為他對馬斯洛的回應:“我認為,真實的弗洛伊德要比傳統(tǒng)述思中的弗洛伊德,要來得有趣得多。他實在比尋常人復雜—他自己就是一名悲劇英雄。盡管弗洛伊德的理論實在是薄弱,他企圖把笛卡兒的理性世界與靈魂的黑暗世界合而為一,并故意忽略所有不利的問題,然而,終究會支撐不住。但我還是要說,這樣的理論仍然非常迷人,透露不少玄機,而且深深地觸動人性。”

　　彼得·德魯克通過對通用汽車歷時18個月的調查研究,在1945年出版《公司的概念》。